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赵昺从当年的怒而削去孔圣后裔的衍圣公的爵位，到对孔氏南北两宗嗣位之争的冷漠，又到现在似乎不及余力的加封，好像是令人难以费解。但是只要与形势变化相结合来细思，其实也就不难理解了。

想当年大宋皇帝献城投降,群臣或叛或逃，朝廷也是分崩离析，而作为儒家文化象征的孔圣后裔也北行觐见敌酋，赵昺明白在这个时候若是自己仍不发声，后果将不堪设想，他必须拿出行动表明自己的态度,抢占舆论的制高点。

此后北伐节节胜利，孔氏见蒙元大势已去,又想弃元投宋想争夺虚位多年的衍圣公之位，这明显是墙头草的行为，且想当然的以为崇文的南朝会欣喜接纳。而赵昺却不能让他们坐收渔利，否则都对不起死于国难的那些儒士和追随自己多年文臣士子们，自然也要让其明白危难之时叛离的后果。

而现在却能欣然接纳，其一，孔洙以整理先人遗作重注《六经》为名，对其中内容做了有利于赵昺施政和革新的解读，这等于向他递上了投名状，承认了其为天下儒士共主的地位，也就变相承认大宋为中原正统王朝，并以儒家圣人为他们做了背书。

其二，儒家在大宋王朝有着十分特殊的地位。这不仅体现在宋太祖‘与士大夫共治天下’的誓言和不杀士大夫的实际行动，也表现在对孔圣的祭祀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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